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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企业家被冒牌国家保密协会会长骗1700多万

2015-07-14    来源:  

噩梦开始


  李洪福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,在家乡父老的心目中,他的形象顶天立地。


  早在1993年,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东营广饶县工商部门注册了一个注册资金为1.19亿元的公司——长远集团公司,主营橡胶、化工、摩擦材料等项目,他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。


  短短几年,李洪福把生意做到了全国。


  几年后,李在北京另成立了京远公司,作为长远集团的分公司开展在京的业务。


  北京的业务开展并不像李洪福预想得那样顺利,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到了瓶颈,寻找合作伙伴,成为走出困境的急需。


  2002年11月的一天早晨,50多岁的李洪福刚刚推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,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仪走了进来汇报,称有位叫张少青的老同志昨天来找他,对方称是李的朋友,是国家保密协会的会长。


  李洪福并不记得自己有这样的朋友,但对方的身份令他颇为兴奋。王仪继续汇报说,张少青称他想与京远合作,因为他认识一位军界的朋友,该人目前在部队任要职,主管军队积压物资的处理,有大批的钢材要处理,利润相当丰厚。


  李洪福觉得公司的转机来了。他立刻让王仪拨通了张少青的电话。当对方得知李洪福就在旁边时,立即要求与李通话。


  李洪福接过的耳机里面,立马传来对方热情的问候:“李总,你好吗?自打上次大都饭店分手之后,我一直没见到你,我想你呀,老朋友……”


  张向李洪福介绍了大致情况,李洪福非常兴奋。他表示愿意尽快与张及部队首长面谈。双方确定次日上午见面。


  次日一早,李洪福与王仪驾一辆奔驰S320接上张少青,三人驱车前去与那位神秘的首长见面。


  李洪福从张的谈话中得知,他不直接认识今天要去拜见的那位军界要人,是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的。


  “他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,叫张大明,是山东济宁一所学校的副校长,他和那位部队首长的关系非常好。我非常信得过他。”张会长拍拍李洪福的肩,解释道:“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你来北京创业,没有几个得力的朋友你就寸步难行!”


  李洪福连忙点头。


  车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附近的太平路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招待所太平路分所,就坐落在这里。


  车刚刚停在门口,就有位中年男子立刻走上前来,拉开了张少青一侧的车门。他与张少青握手问候。


  等李洪福、王仪都下车时,张少青拉着中年男子给李洪福、王仪做介绍:“这就是我说的朋友张大明,你们山东的老乡。”


  张大明领着几位走进招待所大门,穿过大厅,来到三楼,直奔贵宾室。


  贵宾室的门前,站了两位穿着军装的小战士,显然是这个房间的警卫。


  此时,屋里走出一位30多岁的军人。他肩上的军衔显示是中校,操着江苏口音自我介绍:我姓周,叫周红生。首长已经在等你们了。


  几位走进宽敞、豪华的会客厅,周红生招呼他们坐下。


  这时候,套间的门徐徐拉开,走出了部队首长。他身高一米七左右,微胖,50多岁的年纪,黝黑的方脸上有几块白癜风,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派头。他身着一身崭新、笔挺的将军服,肩上闪着少将军衔的徽章。


  他缓步来到会客室的中央,站定。周红生将几位客人分别向他介绍。首长抬起右臂,等待几位主动伸过来的手。


  一一握过手。他一边招呼大家坐下,一边操着东北口音将周红生介绍给各位:“这是我的警卫参谋,专门负责我们今天的护卫工作。我本人姓董,叫董昆仑。我的主要权限是负责军队企业积压物资的处理。”


  周红生上来插话:“由于首长是这个岗位上的主管,所以找他联系业务的人太多了,我们简直要应接不暇了。”


  “我眼看就被搞得焦头烂额了。”董昆仑操着东北口音说道:“都是关系户,都是老朋友,答应谁,不答应谁,我无法决断,非常难办。”


  坐在李洪福身边的张少青小声说:“所以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会,来个捷足先登。”


  李洪福没有什么表示,他在仔细听着董昆仑的介绍。


  悲剧进行时


  周红生打开董昆仑的大皮包,从里面取出一沓材料,交给了李洪福。王仪也凑了过来。


  这些书面材料里,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红头行文,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的证明,上面清楚地印着——中心主任董昆仑,还盖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的公章。


  在另一份文件里,有中心的财务公章的印记,还标着开户行和银行账号——建行月坛南街分理处,账号****(普通账号)。


  王仪小声道:“据说,军企如果在银行开户,是相当严重的!”


  张少青也立刻说:“没有军级以上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是不行的。”


  李洪福听了,点点头。他的眼睛离开文件,转向董昆仑: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情况,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?”


  董昆仑听了,没有立即答话。他不慌不忙地拿起茶几上的中华烟,取出一支,点燃,吸了一口,吐出烟雾。他眯眼望着升腾的烟雾,说:“第一,我要看你有没有诚意;第二看你有没有决心;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:你的经济实力怎么样?只有这三条都具备了,我们才可能深入谈一些细节问题。”


  李洪福思忖了一会儿,刚要说话,董昆仑做了一个手势,打断他,说:“我听朋友介绍,你是大公司,很有实力,这一点我确信不疑。而且我还知道,你李总很有气魄,是个做大事的人。特别是,如果我没看错的话,你目前的公司运作不顺利,急需找到一个好的项目打翻身仗。”


  一席话说得李洪福心服口服。他刚要说话,对方又打断了他:“我建议你不要急于表态,我给你留个时间,由你好好想一想,等想好了再说。”


  然后,董起身同大家告别:“我还要参加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,午宴的时候还要接受中央首长接见,所以就不陪大家了。中午由周参谋安排几位的工作餐……”


  几天后,第二次洽谈。董昆仑对合作方式谈了个人的意见:“一、需要合作组建一个公司。由你方出资5000万元。公司注册成立一个月内,5000万元再如数返还你方。二、由于积压物资太多,我们只处理积压的废旧钢材这一项。仅这一项,一年的利润就是几个亿。如合作成功,我每年给你总利润的6%!这可是几千万的利润!三、我要让你李总穿上军装,拿到副军级的少将军衔,担任我调节中心的副主任,还给你安排四个入伍的名额……”


  董昆仑说罢,将先拟好的协议草案拿给了周红生,由周交给了李洪福。


  此刻的李洪福,已经是热血沸腾了。他看过协议草案,董昆仑刚才的几点意见都写进去了。


  董昆仑建议他把协议草案拿回去,认真地看,再谈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。并要求李在没有实质进展之前,一定要注意保密。


  2002年12月20日,董昆仑与李洪福分别代表各自的一方,在《合作协议书》上盖上了单位的公章,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由此,他们确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关系。


  接下来,双方着手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。


  《合作协议书》第一条规定:“乙方向甲方账户打入5000万元人民币合作资金。必须在合同签订后72小时之内打入甲方账户。”


  但是,他的公司目前正处在困难时期。他账上的库存资金捉襟见肘,到了12月27日,才分几笔向董昆仑账户打入了46万元。12月30日,汇入300万元;2003年1月13日至16日,汇入82万元和750万元;1月17日,董昆仑从京远公司分两次提取现金40万元。


  就这样,零打碎敲,到2003年5月7日,京远公司才往董昆仑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 的账户汇入了2788万元。


  在这期间,董昆仑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宽容。他没有纠缠于合同条款的细节问题。由于他的账户是普通账户不能提现,他要求每汇一笔款的时候就送些现金过去,并出具转账支票让京远公司为他兑换现金。他先后从李洪福的公司提现十几笔,共计182万元,每次都出具了收款收据,中规中矩。


  有一天,李洪福找到董昆仑,说:“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,我已经汇给你2788万元,剩下的2212万元的缺口我实在是堵不上了。”


  董昆仑平静一笑:“没关系。差额部分我来想办法。你不要为此发愁了,你已经尽力了。”


  2003年3月,李洪福的长远集团有一笔生意急需资金,没有着落,李洪福情急无奈,找到董昆仑。董昆仑二话没说,立马退回李1000万元。


 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日子里,李洪福隔三叉五地与董昆仑联系,不是上门找,就是打电话,一直追问资金是否到位,公司到底能不能注册成功。董昆仑一直告诉他:“快了,快了。我们都耐心地等等吧。其实,我比你更急。”


  就这样,一直持续到2004年10份,眼看合同签署将近两年,除了李洪福投给董昆仑1700多万元外,京远的业务陷于停滞。


  李洪福开始觉察到大事不妙,他决定找董昆仑洽谈,解除合同,撤回资金。


  然而,此刻,他再也找不到董昆仑了。这位少将仿佛突然之间蒸发了。


  李洪福找到部队领导机关,得到的答复是:部队从没有所谓的“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。至于“董昆仑”,在“少将”档案里“查无此人”!


  李洪福这时候才明白:自己真的上当受骗了,1700多万元的巨款被卷走了。


  被逼无奈,他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。


  巨骗走单骑同伙串串烧


  董昆仑是一个骗子。


  他出生于1948年,原籍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。1992年,董昆仑辞职来北京打工没几天,便流入社会开始了行骗生活。1998年7月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,1999年11月释放出狱。靠在监狱的朋友,他认识了一个姓肖的。这肖某带他见了李万通。李自称是总后勤部后勤处的处级干部,可以搞到军队积压物资。为了联系客户,李把一个叫孙谋利的人介绍给他。


  孙谋利给董昆仑的名片上印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驻大连办事处主任”,并称自己真实的身份是总参谋部远东情报部部长,少将军衔。孙指示董昆仑设法拉5000万元资金进来,在北京设立一个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,由董当中心主任,孙当政委,并称自己跟部长的关系非常铁。


  董喜出望外,梦想着一步登天。


  这天晚上,董昆仑给孙谋利打电话,想跟他谈拉资金的情况。他联系到了一个名叫张大明的朋友。张大明拍着胸脯向他打保票,他认识全国某协会的会长,一定能搞定。


  董昆仑始终也没有联系到孙谋利。他来到跟孙第一次见面的招待所餐厅,希望孙谋利能出现,却在卫生间旁的锅炉房无意发现,孙正在里面烧锅炉。


  董昆仑气急败坏地让孙给个交代,孙轻蔑地看着董昆仑:“你我不都是一个鸟样儿?招摇撞骗!”


  一句话噎住了董昆仑,他立马没了脾气。


  孙接下来劝说他,虽然军队企业积压物资的事也是假的,但只要两人合作,一定能让假事变出真钱来。董昆仑终于被说服。


  第二天,孙谋利在大连为董昆仑在银行设立了一个专用账户,账户上的名字是“董天民”。董天民是董昆仑的原名,因犯罪被判刑,北京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他的劣迹,于是他回到东北老家,通过当地派出所的熟人,改名叫“董昆仑”。但他把原来的身份证留了下来,如今派上了用场。


  孙谋利交代董昆仑,在北京把钱弄到手,尽快把钱汇到大连的户头上,然后把北京的账户一撤,远走高飞。


  按照孙谋利的指点,董昆仑开始实施他第一步罪恶计划——他流窜到天津,在街头小贩手里,花40000元买了两套带少将军衔的足能以假乱真的军服;又花了800元刻了两枚公章,一枚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 ,另一枚是“中心”的财务专用章,顺便还伪造了军官证、任命书。


  第二步,伪造“调节中心”的红头文件用纸、制作名片。


  第三步,伪造总后勤部红头文件。托人在建行月坛南分理处开设了“调节中心”的普通账户。


  第四步,在太平路46号招待所包了房间,并找来几个同党装扮打点。那个假冒的中校警卫参谋便是其中的一个,他是董昆仑在公主坟桥下找的。


  第五步,通过张大明,找到张少青。张大明是骗子,张少青所谓的国家保密协会会长自然也是假冒的。


  一连串的骗子,结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骗子链条,经过一番苦心地经营和搜寻之后,把目标锁定在了李洪福的身上。


  董昆仑一下子捞到了1700多万元。


  疯狂地吞噬


  对于董昆仑骗得的1700多万元的巨款,骗子“链”上的和相关的那些人就像苍蝇逐臭一样,整天追着他“分”钱。于是他把这笔钱一一支解,按照不同的等份,将其中一部分分别给了相关的“有功”的骗子。


  同是骗子,董昆仑最瞧不起的却是为他“指点迷津”的锅炉工孙谋利。所以当董昆仑把1700多万元骗到手后,没有向孙透露实底,只是把长远集团汇入大连“董天民”账户上的20万元给了他,并在北京请了他几顿饭,就把他给打发了。


  张大明,是董昆仑的牵线人,也是董昆仑的“功臣”。张大明向董昆仑提出借400万元。董二话没说,按照张大明的要求,把370万元汇给了山东省济宁某中学,另30万元给了张大明。张大明曾经是济宁一所中学的教师,后来办学校三产,他作为承包人当了学校三产的老总。由于经营不善,连年亏损。几年下来,他欠下了数百万元的债务。为了还债,张大明来到北京,在一个偶然的机会,认识了董昆仑,惺惺相惜。董汇给济宁某中学的370万元是以捐助费支付的,实际上大部分钱是为张大明还债。


  董昆仑没有给自称“国家保密协会会长”的张少青一毛钱。


  董暴富后,与其离婚10年的前妻带着儿女来找他,董昆仑用前妻的身份证在方庄买了一套房,花了78万元。


  2003年1月初,也就是李洪福的长远集团刚刚把750万元汇入董昆仑的账户里的时候,他便开出一张208万元的支票,在北京的月桂园一下子买下了三套住房。3月份,又支出165万元为自己的情妇施某某买了两套住房,为原先的情妇呼某买了一套住房。之后,施某某将两套房卖出,得到售房款120万元,离开了董昆仑。


  董昆仑还用骗得的钱为侄子董怀买了一套房子,同样的,董怀没住多久,就偷偷将房子转卖给了别人,然后带着66 万元的房款,消失得杳无踪迹。


  在董昆仑复杂的交往关系当中,有一个人是例外。此人姓安,是陕西省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,这个身份货真价实。安某通过该县的离休干部郭某认识了董。


  2003年初,安书记亲自来到北京找到了一身少将戎装的董昆仑,希望董能帮助该县扶贫,董昆仑二话没说,将从李洪福长远集团骗来的1700多万元资金中,一刀砍出了350万元,汇入了安书记所在县的财政局。


  云开雾散后

  公安机关接到长远集团李洪福的报案后,高度重视,立即调配警力,张网缉拿。


  经济犯罪侦查处的刑警们充分利用各种侦查手段,包括网上搜寻、重点排查,很快就锁定了几十名重点嫌疑人,后经过李洪福、王仪二人辨认,一致认定:照片中的第七号,就是董昆仑。


  接下来,开始了漫长的抓捕工作。


  从2004年12月31日接到长远集团李洪福报案,2005年1月26日立案,到2005年10月12日将董昆仑抓获,历时近十个月,办案组的刑警们历尽千辛万苦。


  不幸的是,此时,董昆仑的手中,只剩下29万元。办案组追查赃款下落,能够直接追回的4套房产,两项相加只值 200多万元。


  审讯中,董昆仑直言不讳:“我们说的那个调节中心,根本就是假的,是完全虚构的。搞军队积压物资,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即使能办,我也办不成。”


  办案组在侦查预审阶段,为追缴被董昆仑挥霍的赃款下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。他们找到了施某、董的前妻和女儿,以及山东济宁某中学、山西省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安某。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董昆仑以捐助的形式汇给济宁某中学的400万元和山西省贫困县的350万元。这两笔共计750万元,成了办案组追缴中的一个难题。


  当然最难的,还不只是追缴工作,而是董昆仑“骗子链”上的那些人。孙谋利、张少青、周红生以及帮助董昆仑去建行月坛南街分理处开设账号的杨鹏飞等,全都无影无踪。


  由于董昆仑的侄子董怀已经携66万元房款逃之夭夭,而那个买了他的房子的房主,却必须为自己的疏忽而买了的“ 赃房”去承担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
  2006年2月9日,北京市公安局的《起诉意见书》送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。第一分院经过审理,以“京一分检刑诉字第【2006】38号”起诉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,认定被告人董昆仑涉嫌合同诈骗,数额特别巨大,情节特别严重,并且有前科,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,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次犯罪,应予严惩。


  2006年6月19日,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并做出判决,认定被告人董昆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,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,骗取被害单位巨额钱款,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,且数额特别巨大。被告人董昆仑还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行骗,其合同诈骗罪行为给被害单位造成巨额财产损失,犯罪情节、后果均特别严重,依法应予严惩。被告人董昆仑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,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新罪,是累犯,依法应当从重处罚。决定判处被告人董昆仑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
  (除董昆仑外,本文中人名、公司名均采用化名处理。)


  (摘自《法律与生活》半月刊2006年11月下半月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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